3岁的红岩新村，位于桂林恭城县。村里人住着统一设计的别墅，像城里人一样上班———打理“农家乐”旅店，不过工作时间是双休日和节假日。年底，他们忙着摘、卖月柿———田里种满了果树。然后拿着上班和卖果的收入买米买菜，闲时出门旅游。

“恭城模式”

“‘新村建设’的思路建立在‘恭城模式’上，保持‘猪-沼-果’循环经济的特点。”恭城县副县长蒋述卫说。2001~2003 年修建的第三代新村，都修建了沼气池，前两代是一家一户型，第三代则首次采用集中供气的模式，“原来的模式已经在全国推广了，我们得玩点儿新花样。”

“恭城模式”成型于1995年，一个意外促这个偏远的瑶族自治县的扬名。当时，广西农村经济发展调查组下乡调研，车子中途熄火，时任县委书记的张明沛立即嘱咐人把车拖回恭城修理。在张明沛的安排下，调查组人员参观了“调研计划外”的恭城。蒋述卫说，张明沛对发展“生态农业”的思路已经很清晰：以沼气为纽带，抓养殖和种果树，形成良性循环经济。在陪同调查组时，中文系毕业的张明沛妙语连珠，专家“越看越有味道”。新模式就这样破土而出，作为典型在区内外推广。

蒋述卫解释说，恭城模式其实是个“意外收获”。1980年代中期，由于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，县里大力发展沼气，推广后产生的效益超乎意料。

黄岭村69岁的村民黄光林是“恭城模式”的“发明人”之一。他回忆说，由于文革期间大炼钢铁，兼之村民一直烧柴，恭城森林砍伐量超过生产量6万多立方米，导致旱灾不断。《恭城县志》载：1961~1989年，干旱平均两年发生一次，1988~1989年，先后连续两个45天滴雨不降，新街、土陂、五福等村颗粒无收。大家还面临着巧妇难为无 “柴”之炊：哪家不够用，只能向邻居借。

借柴不是长久之计。时任村长的黄光林说，1979年，他开始琢磨修沼气池，6个月后的一天，“终于亮火了” ！不久后，黄岭村有30余户农民用上了沼气……2000年，沼气池遍布9个乡（镇），入户率73％。

由于沼气池需要粪便做原料，黄光林就买了3头猪回来养。“后来听人说，沼渣还能种出甜果子来———可以赚钱。” 黄光林说，但在1980年代，上面严格推行“以粮为纲”的政策，黄岭村1,500亩土地清一色种水稻。“国家统购价平均 0.12元，我们村人均年收入也就100来块钱。”

1984年，黄光林在自家旱地里种上20多株椪柑。两年后，作为县人大代表，黄光林在会上提议：新街村———辖管黄岭村的行政村———在保证完成公购粮任务的基础上，发展种果业。领导回答"建议无效"。可黄光林对后来发生的事有些纳闷：村里果树慢慢多了起来，上面从没人下来检查。

“恭城果树种植迅速推广，是县领导顶着政治风险干的。”县农业局党组书记邓光盛解释说，当时国家提倡“水果上山”，但恭城山区土地贫瘠、涵水量少，而果树需要大水大肥，“这跟赶猪上树差不多。”沼气推广后，专家发现：用沼渣浇果树，甜度可增加2～3倍。于是，时任县委书记兰世琪、代理县长何先华等开始暗抓种果。“到1980年代末，恭城果树面积近50％，桂林其他地区最多不超过20％。”邓光盛说。

而在农业政策逐步开放后，县农业局按“一乡一品”的规划引导农民种果树，并在技术、贷款上给农民予支持。目前，全县水果种植面积为38.6万亩，无公害标准化技术32万亩。2003年，汇源集团落户恭城，该集团年鲜果需求量达 10万吨，今年下半年果汁开榨后，惠及恭城及周边省市60万农户。

兰世琪同时抓起了养猪，一户一个沼气池、一个果园、一个猪圈的“庭院经济”在全县逐步铺开。1993年，新官上任的张明沛大力推广“三位一体”生态农业。邓光盛介绍，推广期间，县至乡（镇）逐级签责任状，推广情况与干部业绩挂钩，每人按级别交纳风险金———200~500元不等，这相当于当时的月薪。

“那时候，村里除了人长得不同，其他都一样。”黄光林说。但他很满足于这种“统一”的生活。“统一”化生活的背后则是恭城延续了23年的执政思路。从1983年推广沼气至今天的富裕生态家园，4任县委书记、县长始终围绕“生态农业”做文章。1980年代末开始，人均纯收入每年递增35％；2004年，恭城又成为中国沼气入户第一县。而县林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，全县每年节柴13万吨，森林覆盖率几乎高出全国水平的一倍。

“恭城模式”直面困境

近年来，饲料贵、猪价直跌，这让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，所以沼气不再是主要能源。本报记者所走访过的6个村里，每户后院都齐整码放着枯果枝，厨房里则摆列着柴灶、沼气灶和液化炉。矮寨村一位村民称，村里不少人都不用沼气了。

朱天佑是红岩新村的养猪大户，他养猪的初衷是为当时还处于规划中的红岩新村实现集中提供沼气。2003年，县政府为其提供了资金补助及优惠贷款，猪场、沼气池、输送管道火速建成。数月后，50头猪仔落户新家，朱天佑开始为13户人家供气。

“县能源办来安装沼气管道时，做了一个实验，分别烧了10斤水后，大家看到，沼气的成本比液化气便宜一半。”朱天佑说，“村里人说实惠，我也觉得不错，有奔头。”

然而几个月后，朱天佑发现猪场很难打理———这几年猪不太好卖，“每头猪要赔一两百块。”

矮寨村周永新的养猪经历与朱天佑相似。“这些猪场主要是县里扶持起来的”，县畜牧水产局局长朱泽光说，2003 年，县财政拨款60万鼓励养殖大户，2005年，全县兴办百头规模的猪场5个、50头规模的15个。朱天佑、周永新的猪场在扶持行列。

在供气上，虽然已过了合同上规定的免费使用期，但两人目前仍未开始收费。周永新称主要是人情问题———每月挨家去收钱，面子上不好看；朱天佑养的是肉猪，猪出栏后进入猪仔饲养期，此阶段的沼气进料没法保证，难免引起用户的不满。

恭城县委书记蒋洪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到，“市场发生了变化，养殖业在逐步萎缩。”在一些农民看来，政府的投入维持了“恭城模式”的延续性，但利益链尚需有效衔接。

“新的设计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。”县农村能源办公室主任邓世平说，要保持向一个社区的集中、稳定供气，应推广专业的大规模养殖，但就目前来看，独户农民还不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；此外，猪场经济效益以3年为一个周期，大型养殖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农户要强。邓世平分析，推广规模养殖、集中供气应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农村经济发展到较高层次，农民能够接受沼气的收费；二是按市场规律，吸引养殖企业投资建场。“目前不好说这套设计在恭城推广是否成熟，但方向应该是对的。”